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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构建当代的“历史现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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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遗产保护学派正是吸收了这些理念而不断壮大，在20 世纪初逐步走向成熟，很快成为欧洲最有影响的文物保护学派。其影响深远的观点主要有:文物建筑“不仅具有建筑研究价值，更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作用，向我们解释和描绘着人们世世代代经历过的各种历史事实，作为历史文献，理应受到认真和虔诚的尊重”，文物遗产保护工作者不仅要以建筑师的身份介入此项工作，而且应有多重身份来考虑此项工作。不仅要绝对尊重原先的建筑物，而且要尊重它身上以后陆续添上去的部分、改动的部分，在不影响文物建筑安全的前提下保护它的缺失状态。修复文物，凡增添上的一切，都要跟原物有明显的不同，可以识别，不容伪造真实。

事实上，1931 年，第一届历史性纪念物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提出了历史性纪念物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继承了意大利遗产保护学派基本思想，强调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缮主要通过定期、持久的维护体系来支持;要始终尊重过去的历史与艺术作品，在保持过去风貌的前提下实施保护修缮;谨慎运用现代技术;所用新材料需要可识别。

1964 年，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ICO?MOS)，通过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在导言中提出“传递原真性(Authenticity) 的全部信息是我们的职责。” 强调了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以具体措施落实对文物的原真性保护。197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并设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理事会的工作即以《威尼斯宪章》的原则为基准。

回归“原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和谐之路

审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实践的历史演进轨迹，我们不难发现，自19 世纪英国文物学派倡导“绝对保护” 运动以来，对文化遗产历史见证价值(即历史价值) 始终高度重视，并确定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理念，与之相应的原真性保护措施也不断完善。对照我们今天的文物保护工作，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与国际理念尚有明显的差距。

其一，我国自1985 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积极参与世界遗产委员会各项活动，世界遗产数量逐年增加，总数仅次于意大利。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的历史遗产修复法律规范，只有《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 版)》这一行业规则。由于它不具有法律效力，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修复实践的约束力太弱。

其二，有一些宣传口号造成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误导。如“积极保护，整体创造”，背离了《威尼斯宪章》的原则;“修旧如旧” 的观点，为修复中大肆做旧，以假乱真创造了机会。回归对原真性的尊重，控制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的过度扩张，才是善待文化遗产的正确做法。

文化遗产是过去的辉煌，现今的财富，未来的希望。如何牵手历史，面向未来?在弘扬传统和创新发展的十字路口，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话题，如此看来，有争议很正常，虽然在争议与质疑中，我们一时还难以在原真性保护理念与措施上形成一致意见，但是，总会为热衷于文化遗产整修和重建的决策者、规划者、执行者们送上一份清凉剂，让他们在保护实践的每一处细节中，必须慎之又慎，让他们反思自己是不是陷入理性的缺陷:以有限来裁剪无限，以现时来框限永恒?让他们扪心自问:是不是一肩扛着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旗，踌躇满志，一手开动强大的现代科技武器，循着自然科学的思维定势，构建着当代的“历史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