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式(7)

注释：

①萌芽与停滞：主要指的是中国民族心理学的开始到后来的零散状态。1919年陈大齐就发表了《民族心理学的意义》，之后有童润之、肖孝嵘、李子光、梁乙真等人发表了论述民族心理的文章，之后就是比较零散和相对的沉寂时期。

②验证研究：主要指始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西方心理学理论的验证、实验时期。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Szapocznik J,Kurtines W. Family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Psychology，1993,48(4).

[3]瞿学伟，耿柳娜.中国心理学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4]彭运石，林崇德，车文博.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危机及其超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2).

[5]Fish, Anthropology Can Do For Psychology:Facing Physics Envy,Ethnocentrism,and a belief in “Race”[J].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00，102(3).

[6]曲庆彪.社会科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韩忠太，张秀芬.学科互动：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J].云南社会科学,2002(3).

[8]Sampson, E. E. Scientific paradigms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8(36).

[9]种媛.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方法体系与标准化[J].中国民族学,2015(1).

[10]叶浩生.试析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J].心理学报,2001(3).

[11]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

[12]李静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心理研究综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8).

[13]周宁.本土心理学与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14][美]杰罗姆·布鲁纳.有意义的行为[M].魏志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15]李静.田野实验法——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探析[J].民族教育研究,2018(3).

[16]李静.田野实验法适宜民族心理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7-21.

[17]Fei Hsian Tung,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New World Press,1981.

[18]李静.民族心理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民族心理学既是一门交叉学科，也是一门新兴学科。西方学界经历了从民族心理学到“文化与人格—心理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国的民族心理学则起步于20世纪初，经历了萌芽与停滞①——间断发展、复兴——实验验证研究②、初步繁荣——研究的多元化时期。从目前的研究理念与取向来看，存在着“各说各事”的现象，亦即，从不同学科出发的研究或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彼此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或许在一门学科兴起与初步繁荣发展时期，这些多元化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历程。但是，从科学学科的角度、从学科的生命力出发，厘清其哲学基础、方法论、知识论、实践论及价值论等，也是我们的学术责任和使命。从一门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去思考学科建设，就有必要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一些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思考。范式研究是近年学术界谈论较多的话题。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一书中对范式的概念及其系统等进行了论述。在库恩的研究中，“范式”(paradigm)代表了一个特定的群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由信念、价值、技术等要素构成的整体，是常规科学运作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规范，也是某一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群体所遵从的共同的世界观、共有的行为方式。[1](P.157)按照此概念来解读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即为从事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学者所遵从的相同的哲学基础、共同的学科模式和共有的行为方式。“范式”概念及其系统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就其本质而言，范式诠释的就是一种理论体系。库恩指出：“按照已确定的用法，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1](P.21)“我选择这个术语，意欲提示出某些实际的科学实践中公认的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等——为特定及连贯的科学研究提供模型”。[1](P.9)依照库恩的观点，范式即是对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群体所共同认可并遵从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方法之总和，从而在研究者的观念上形成一个共同信念，“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标准从事科学实践”。[1](P.150)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就是要探索这一学科应有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等。根据笔者多年对民族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对其加以思考。一、“顶天立地”：本体论出发的学科目标民族心理学的学科目标主要是指其本体论的问题。民族心理学是介于民族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从发展过程来看，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伴随着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民族学的产生源自于对未开化社会的关注。就本体论(Ontology)而言，它是哲学概念，民族心理学本体论的核心意义就是探讨该领域的应用本体或通用本体，亦即为各方提供一个统一的认识路径、一个可供共享的学科认识，以为民族心理学学科本身建立一个范式。我们认为，这门学科可以达到“顶天立地”的学科特性。所谓“顶天立地”就是上达心理学的哲学性、科学性等研究特性，下接民族学的人文性、乡土性等研究特性。众所周知，心理学的母体学科是哲学，是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以前，哲学家、教育家运用思辨的方法对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进行研究所得到的认识。心理学脱胎于哲学，是在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合点上形成的一门学科。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迄今，心理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百多年来，心理学关注并对很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探索了人类心理活动的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近年来，美国心理学权威刊物《美国心理学家》及其他相关刊物的许多文章，都在反思传统中立化的心理科学研究模式的缺陷和弊端，分析文化和心理现象之间的关系。从心理学家的反思中可见，文化的要素日渐成为关注的热点，而且这种趋向越来越明显，包括中国的心理学界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反思。这种明显的趋向使得一些心理学家称之为“一场范式的转变……在心理学中获得了重要的影响和广泛的听众”[2]。由此反映出学界对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反思。范式研究如此，而从传统心理学的具体研究内容来看，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局限性。就中国目前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可以看到现代心理学关注的问题。在一项有关“中国心理学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研究中，统计了2005-2006两年中国心理学排在前十的研究热点问题，它们分别是：大学生、儿童、心理健康、横断面研究、中学生、心理理论、青少年、心理咨询、心理学、幼儿。[3]可以看出，因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局限，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学生群体。从其研究方法来看，很多研究运用了大量的数据及量化研究来说明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实验性与规范性。但接下来的问题却是，这些成果有多少人能够看明白、大量的量化数据能反映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理解与解决。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心理学在自然科学观的导引下，倾向于将人预设为客观自然物(Objective Natural Object)、生物体的个体(The Individual of the Organism)，从而隔离了重要的社会文化维度。主流心理学的实证立场将更多的社会及文化维度排除在外，使得整个学科的研究陷入了实验研究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心理学对人的理解更多地关注了人作为自然客体、生物客体以及单纯个体的一面，忽略了本应受到重视的、镶嵌其中的社会文化维度。民族学人类学对人类行为的文化或民族取向的理解和研究是符合人类及民族的社会文化属性的。当心理学从哲学出发、从迷恋实证科学的实验室出发，做到真正的接地气即“下凡”，就伴随着既要保持心理学经典研究的同时又要思考如何“落地”的问题。正如学者彭运石指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心理学的主题是人，心理学的生存依据和存在价值亦蕴含于人身上”[4]。然而，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心理学至今仍未能构筑出完整的人的形象。笔者认为，传统的心理学本身缺乏一种对社会文化的预见，其研究倾向于剥离人的社会文化属性而专注于生物属性、倾向于个体的人而忽略人的群体属性。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不能构筑出完整的人的形象，心理学就很难真正成为研究人自身学问的学科，甚至心理学的根基都会被动摇。而心理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相遇，既是民族学发展的又一路径，也是心理学的一个机遇。心理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结合而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或心理人类学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结合使心理学研究更好“落地”，通达人的社会、文化属性，能够在更好地解决传统经典问题研究的同时，兼顾经典问题与现实问题的结合，使得民族心理学有了“顶天”的特性。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是从生理学中借助了自然科学的方法，但是在与相关学科的亲疏远近上，心理学对待不同学科的态度是不同的。正如美国心理学家Fish，J.M.所揭示的，心理学家在内心深处有一种物理学嫉慕(Physics Envy)，并对诸学科按照距离物理学的远近来判定其“科学性”的高低，排列出一个有高下之分的等级序列：即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通常会向距离物理学较近的、较有科学性的生物学靠拢，对于排列在等级序列尾端的人类学，往往因其科学性不足而被忽略。[5]其实，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本身的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语言、考古、体质、文化等要素，有着跨越边界的超学科影响力。民族学人类学“以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为众多相关科学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材料，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新的分析切入点和深刻启示”[6](P.252)。对心理学而言，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谋求与人类学的结合”。[7]美国心理学家E. E. Sampson认为，心理学在目前的自然科学模式之外，还需要转向一种社会文化模式。[8]这种学科需求亦为民族心理学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二者的结合让民族心理学“顶天”并承袭了心理学的部分学科范式。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对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进行研究，全面考察民族发祥起源、历史发展及其消亡的整个过程，也被称为“文化人类学”，可见，其关注点是民族文化。从文化人类学诞生到今天的发展，中外学术界用民族学独有的田野调查法取得了相关的民族志材料，使大量的成果呈现出来，这也使民族学成为最接地气的学科之一。我国民族学突出的人文学科特点使其更加侧重于人文主义方法论，研究成果也更多地倾向于“呈现”，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学科本身的要求。民族学研究及其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学科发展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其最大的特点与优势即是“接地气、解风情”。与此同时，由于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研究概念模糊不清、研究内容与方式相脱节、研究过程随意等诸多问题，加之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成分很大，往往导致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各说各事”的话语体系。这不仅会导致单项研究的信度、效度乃至科学性的问题，而且也会严重影响我国民族学研究成果的长期积累和水平提升。因此，如何正确看待这些问题，并切实做好田野调查是摆在每一位民族学者面前的严峻课题[9]。民族学人类学的优势是接地气，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法是其基本方法。就学科本身而言，可以从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以及调研资料的处理等诸多方面解决其学科范式。但从学科交叉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或许也是一条途径，这条途径可使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研究的大众性及文化性问题，同时亦可使民族学思考如何运用更为严谨、科学的研究手段以及如何进一步从哲学高度思考民族共同体自身的问题。我们认为，民族心理学能够比较好地解决此问题，也就是民族心理学“立地”的问题，亦即如何从科学与思辨的层面思考民族心理现象与民族心理活动。作为生物的人与社会的人，是在一定的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环境中生活的，心理上不免会受其影响带有这些特点，亦即生物人加社会人的特点。民族学与心理学面临的学科发展问题赋予了民族心理学学科使命，即既能很好地解决心理学的文化情怀和接地气的问题，也能关照民族学人类学的哲学情怀和理论思辨的问题。民族心理学所具有的生理性与心理性的学科基础也同时让它具有了自然科学的属性，这就使得我们要思考民族心理学在科学三角形中的地位(见下图)。图1民族心理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如上图，民族心理学在科学三角形中的关系显示，该学科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交合点上形成的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偏重自然科学的位置有心理学，而在社会科学与哲学之间，偏重社会科学的位置有民族学。从民族心理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及与其它科学的关系来看，它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民族心理学解决了心理学所谓“高高在上”的问题，使其“从天落地”接地气、通民心，同时亦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中解决了民族学所谓“信度效度”的问题，使其“由地顶天”接哲学、通科学。民族心理学的“顶天立地”就是“顶心理学之天，立民族学之地”。就学术目标或学术理想而言，民族心理学应该在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与哲学之间架设桥梁，既能发挥田野调查的优势，实现自下而上的研究，达到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入乡土、接地气的境界，也能结合心理实验与哲学思辨的优势，达到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对于人、文化及民族本身的思考及反思。二、“一方水土”：知识论出发的本土目标民族心理学的本土目标主要是指其知识论问题。所谓“一方水土”强调的是从中国本土出发，进行民族心理相关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关注知识的本土性问题。知识论的主要任务即是揭示认识的本质,阐释认识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努力使人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民族心理学的知识论主要探讨的是民族心理的本土化研究。西方民族学、心理学、民族心理学研究的优势是什么？研究缺陷、不足在哪里？西方心理学、民族学及心理人类学研究方法是否适合本土民族心理的研究？本土化研究应该树立一种什么样的观念进行，又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事实上，传统西方心理学在以欧美为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主要以欧洲白人中产阶级作为研究对象。更有甚者，为了研究之便利，美国心理学家仅以二年级大学生作为研究被试进行相关研究，故有些心理学家戏称美国的心理学为“大学二年级心理学”。如此所进行研究的心理学竟被称作超越文化的具有“普遍真理的心理学”，西方本土下的“本土心理学”竟被认为是具有超文化意义而成为适合全球的心理学。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国内一些心理学家将西方心理学研究理论与范式运用或“植入”到中国本土的研究中，使得心理学的一些研究脱离了本土实际，甚至出现错误的结论，有损民族的尊严和形象。[10]这种现象在民族心理的研究中表现更为突出，一些研究出现了与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不相符的情况，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与本土的关联度不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言，“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所以，民族心理学研究要在生活的“一方水土”及本土场域中扎根，生于一方水土、服务于一方水土。“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1]何谓民族心理学研究的“一方水土”？这里指的就是地方性场域、就是本土化研究的问题。“民族心理学的本土化建设是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心理学的路径和过程，中国特色民族心理学是民族心理学本土化建设的目标和结果。”[12]在目前中国民族心理的研究中，不乏从西方心理学、民族学理念、理论出发，在缺乏对中华各民族基本状况了解的前提下即去进行一些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有些也可能经不起检验，严重的甚至会误导人们对民族心理现象、心理活动或民族行为的认识和理解。首先是研究理念。研究理念即指导思想的本土化，强调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及研究过程如何植根于中国民族的“一方水土”当中。“在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中，人类学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3]人类学的诸多经典研究已经表明，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可能会隐晦着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而过去，我们的一些研究又主要是在西方心理学或民族学的理论或范式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很有必要重视“本地人”的观点或本土知识，毕竟中国民族与西方民族从历史、生态环境到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民族的精神追求、文化基因等也不一样，我们有着自己的“一方水土”，故而对这方“水土”的研究在指导思想方面一定是不同的。我们要思考的即是在自己这“一方水土”上如何昭示中华民族的特色与内涵，进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使其显现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本土特色。其次是学科、话语体系。在分析了西方心理学及民族学、心理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后，我们发现，应该建立适合自己这“一方水土”的民族心理学学科与学术体系。而学科体系主要从学科的内涵、理论框架和研究领域等方面体现出来，其实就是民族心理学研究发展的本土化问题。就学术话语而言，则是要了解并把握民族心理学的具体现实、具体境遇及本土特色。“解读中国学术话语的本质性内涵，要在一种力图达于社会——历史内容的理解要求中，将其置放到古今转化、中西互动这样一个更为广泛而深入的领域去加以领会和探索”。民族心理学要善于在历史传统中寻求有民族心理活动的独特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通过对民族心理发展脉络的追寻以及对民族心理当代变迁的审视，探寻中国民族心理学的话语资源和学术体系。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撇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去进行想当然的研究。最后是中国民族心理。心理学有句话叫做：“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笔者认为，对民族而言，民族心理即是“民心不同，各如其史”。中华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不同的发展历史。民族独特的发展历史凝结了民族的创始、自然生境、政治经济、婚姻制度、宗教习俗等文化特质，更凝结了趋同性的民族群体心理特征，这些在“一方水土”中孕育、发展而来的“民族心理过程”、“民族心理场”及“民族心理活动结果”均是中国民族心理特色的“一方水土”。笔者在与著名心理人类学家许木柱教授的一次有关心理人类学研究的对话中谈及此问题，许教授说他现在的教学与科研中更多的是使用台湾本土的人类学案例，研究台湾本岛的人类学问题。他认为，西方人类学中的理论和案例等可以借鉴，但是本土的内容更有说服力。民族心理学的本土目标即是在这“一方水土”上进行研究。笔者强调中国民族心理学一定要了解、研究各民族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正是因由“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民心不同，各如其史”。三、“民族在场”：方法论出发的工具目标民族心理学的工具目标主要是指其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的民族心理学到心理人类学，再到中国的民族心理学，可以看出民族心理学所采用的方法论和可操作的具体方法体系。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出发所进行的民族心理学或心理人类学的研究，基本采用或沿袭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方法或方法论体系；从心理学学科范式出发的研究，大多采用心理学的方法论或方法体系。这些从不同学科出发的研究都是有其研究的局限性的。西方心理学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一直有着崇尚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比较排斥历史溯源、文化分析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追求心理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化倾向。由于这种观点的影响，大部分西方心理学家极少关注或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研究的影响。[10]有人便认为，心理学家少有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焦虑、忧愁，少有反思及批判社会的责任感和追求。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心理学迷恋实证科学家的自我形象而不能自拔”。[14](P.26)布鲁纳的观点不无道理，原因是心理学中缺少批判社会的理论资源，因为心理学会尽力压缩连结社会批判的社会文化维度，即心理学对作为自然物、生物体和个体的研究成果也无法用于批判社会。中国民族心理学界以心理学出发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受西方实证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在其进行的有关民族心理的研究中基本上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或民族历史因素。虽然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关注了一些民族心理现象或民族心理问题，从多学科角度打开了民族心理研究的方法路径，对中国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具有很大贡献，但是，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它应该有自己的方法论和方法体系，否则，学科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会受到质疑，也不利于学科的科学发展。从方法论出发系统分析、研究、总结并探寻民族心理学的一般性原则，探讨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为研究各方提供一个认识路径统一且可供共享的方法论，是当代民族心理学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处的方法论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方法论，即民族心理学学科最为适用、最为普遍的研究方法。众所周知，心理学的母体学科是哲学，就其学科本身是在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合点上形成的一门具有综合性的边缘学科。这里所探讨的民族心理学的方法论，是指在民族心理研究过程中应遵循的逻辑基础与哲学基础。就方法论而言，其基础有三：族体性理念是基础之一，即强调研究对象应该是面向民族共同体这个群体；自然性理念是基础之二，即要遵循在自然、社会环境及场景中去研究，即“在场性”观念；科学性理念是基础之三，即研究问题及设计、研究方法及结果的分析等要体现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应以此方法论作为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分析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首先，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原则。民族在场性与“在一起”原则应该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原则。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了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理心的“四同原则”，也称“在一起”原则。这是一个生活化原则，反映了民族心理研究的田野实验法不同于民族学一般意义的田野调查法，其进入民族学田野的深度、体验度和研究范式还是有所不同的。[15]“同吃原则”是“四同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有道是“民以食为天”，强调研究生活要与研究对象“在一起”。一是通过“吃在一起”来感同身受他们的生活，也让研究对象通过“在一起吃”来了解和接纳自己；二是通过“在一起吃”来观察与体验他们与“吃”相关的一系列生活与活动，对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吃”文化所体现的心理活动与行为活动进行观察与了解。所以，“同吃原则”是田野实验法实施的一个关键原则。“同住原则”强调的是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生活于一个共同场域，通过“住在一起”来观察研究他们的活动与行为，同时也可以让对方近距离接触、了解与接纳研究者。“住在一起”是一个空间概念，除了深度接触调研对象之外，还可以将调研辐射到整个村落与社区，延伸至周边社会。“住在一起”可以随时进村入户，为“走街串巷”提供了很大便利。“同劳动原则”也是“在一起”，强调的是与他们生活及劳动相关的各种接触。如果是在乡村生活，可以与研究对象一起出行，参与他们的出工活动，或播种除草，或浇水收割等。如在城市里，只要研究对象允许、环境许可也可随同进行体验与观察。最后一个“同理心原则”是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原则，强调的是真正在心理上与研究对象“理性相同”，是心理上的“在一起”。民族心理研究中的“民族在场”及“四同原则”中的前三个原则均表现为行为层面，第四个则表现在研究者心理层面，需要很好把握。[16]其次，研究基本方法——田野实验法为民族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民族在场”是我们在民族心理研究中特别要强调的。经过多年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实践，我们认为民族心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心理现象，某些心理现象可以采用心理实验方法来进行。但总体而言，民族心理学需要一种既能体现民族学研究的特殊性，又能涵盖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性的方法，作为民族心理学的适用方法。据此出发，笔者提出了“田野实验法”(Field Experiment Method)(FEM)，强调了参与观察与深度体验在研究中的意义。该研究方法认为，在现实生活场域中对民族群体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进行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研究。其中要有选择变量(自变量)，研究自变量所引起的相应的民族心理活动及其行为的变化(因变量)。因为有变量，其因果关系便比较显著，带有实验法的特点。但在田野实验法中“变量”不受实验者设定和操控，自然发生于田野场景中。研究者只是利用自然呈现的条件进行研究，应该说减少了人为的操控，获得比较真实的材料，取得的研究效度也较高。田野实验法与传统意义或心理学研究普遍采用的心理实验法的最大区别是，“实验”是在真实的田野、真实的生活中进行的研究。[15]它尽可能地体现出在场性，同时也尽可能地获得最大化样本量，这些都应该属于“田野实验法”的基本思想。当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也有不足，如：田野实验法的自变量是不被控制的，而是让其在自然场景中展现，会有各种干扰因素掺和进来增加辨析的难度；另外，田野实验法需要持续地进行研究，要耗费一定的时间。[16]田野实验法要注意的是如何面对一些干扰因素、如何梳理出自变量与因变量、如何寻找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我们所谓“田野实验法”，是在方法论上采取的一种生态策略，而非人为控制条件下的实验室实验；在对研究结果的处理上，采用的是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而非高度定量的统计分析。四、“渐行渐近”：实践论出发的行动目标民族心理学的行动目标，首先是指其实践论问题。借鉴国外心理学及心理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树立民族平等观念，从历史出发并关注现实。在中国民族的当代发展中，民族心理研究需要在民族心理现象、民族心理活动变化以及民族心理适应等方面多下功夫，要体现民族性、时代性与问题性。就民族心理现象而言，这也是民族心理的一个常态，需要更多地进行偏重心理学层面的、普世性的研究。从近几年民族心理学研究关注的内容来看，有些研究做得越来越看不懂，既缺乏一个普同性的揭示，也缺乏应用性的关照。从民族心理学的实践目标来看，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应该到了“渐行渐近”的时期，也就是说要关注现实问题、民族问题等。其实，费孝通先生在早年就提倡人类学研究要走向民众，他的“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就是提倡人类学的研究要走向大众、走向人民。费先生说道“I Still remember his(Malinowski) advice to me‘By all means go on with your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culture’”[17](P.1)。其次是进行历时性比较研究的行动目标。从历史人类学出发，探寻民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寻找民族心理活动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诠释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民族群体心理的产生、发展及其历程是当代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现实内容。[18](P.4)随着我国社会快速、高效地向前发展，每个民族都经历着一个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其心理亦处于迅速与持续的变化中。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也不断更新、变化，呈多元化趋向。从时间的横向状态来看，我们目前开展的横向研究比较多也比较集中，亦即对民族社会、生活、经济等领域的现状描述较多，对不同民族的跨文化研究也较多。而从时间的纵向状态来看，在历时性过程中所发生的民族心理活动的分析和比较研究显得不足，即对一个民族群体的历时性心理过程研究不够。从历时性出发研究民族心理的变迁历程，可以绘制民族心理的历史图谱，在历史图谱比较研究中梳理影响民族心理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探寻民族心理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普遍规律。同时，研究当前社会变迁与民族心理变迁的相互作用机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行动目标。再次是对指导民族社会发展、解决民族问题的行动目标。作为多民族国家，我国现今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着持久而深刻的变化。民族发展、宗教信仰、文化差异等造成的一些民族问题随之而来。民族心理是其中许多民族问题发生或变化的重要因素，民族心理学研究作为民族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社会各界对其发挥指导民族社会的发展与解决民族问题的作用寄予了厚望；但目前看来，我国民族心理研究仍比较缺乏问题导向意识，导致实践价值不足，还未完全做出其对社会应有的贡献。因此，研究者们应强化民族心理因素与民族发展、民族问题密切相关的意识，加强民族心理学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加强对整体中华民族的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研究，探求民族心理发展的共性表现、普遍规律及其成因，为我国民族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其实，这里也体现出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有的“由远及近”与“由近及远”，亦即提倡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渐行渐近”，并非排斥其他的目标。五、“从心开始”：价值论出发的社会目标民族心理学的社会目标主要是指其价值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这为民族心理学的学科目标指明了方向，即“和谐民族关系，应该从心开始”。无论是个人间的关系还是群体间的关系，或民族间的关系，要关注的基本因素是心理因素，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则是心理问题。其实，只要解决了心理问题，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民族心理学要树立的社会目标应该体现在这些方面。首先，树立民族平等意识。民族心理学的学科目标之一应该是设法消除历史上由民族不平等、民族压迫造成的互相不信任的心理遗存与心理隔阂。中国各民族由于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经济文化类型、民族历史足迹及社会政治制度等的不同，民族历史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会使各民族在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等民族心理方面表现出不同。如何在各民族发展的历史不同、文化多元、民族心理多样中，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民族不平等表现及民族不平等心理遗存等是民族心理学的社会目标之一。其次，强调各民族大团结，加强文化认同理念。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在社会生活、民族接触与民族交往互动中形成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适应的友好和谐的民族关系，是不同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共生共荣与共同发展。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社会目标之一，这就要对民族关系的心理基础和心理机制进行研究。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基础，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生命线。只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家才能繁荣昌盛，五十六个民族才能共同发展进步。另外，通过民族心理的研究，可以帮助不同民族树立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理念。在这些认同中，文化认同应该是认同的基础、认同的核心。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在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相互比较的场域中发生的。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态建构着“认知原型”、影响着社会成员。再次，探寻民族内隐世界，为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提供心理依据。在民族心理学研究的范式中，前已述及的民族心理研究的“渐行渐近”，亦即要关注民族社会的现实问题。现在民族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引起或导致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笔者认为要从民族心理出发去考虑问题，这样就能找到问题的本源，也就会更有针对性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树立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理念，调动少数民族奋发图强、创建幸福生活的信念。民族心理学的社会目标可能有许多，无论是树立各民族平等意识、强调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理念还是为民族社会发展提供心理依据，都强调了“从心开始”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亦即探讨“Mind”的问题，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认为，如果“从心开始”是为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心理依据，那么“从心出发”构建和谐社会应当是民族心理学重要的社会目标。结语学科建设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当社会生活、历史条件等发生变化时，学科也必然被赋予了不同以往的责任与义务，学科建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恰逢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时期，如何建构其研究范式的当代话语是学者们要致力探求的。当代中国社会与民族社会面临的巨大发展变化，也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是民族心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新问题，也是时代赋予学科建设的新使命。“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1](P.11)由本体论、知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及价值论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哲学、民族学与心理学方面的思考，其意义在于对当下民族心理学的学科使命进行新的审视。从哲学的角度而言，本体是能够成为一切存在的存在、知识是对存在的研究、方法是如何认识存在、实践是存在的践行、目标是存在的达成。我们相信，“范式变革不可能是知识的直线累积，而是一种创新和飞跃、是一种科学体系的革命”。按照库恩的理论，范式就是一种理论体系。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就是探索该学科的理论体系，探索为大多数同行所共同遵循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及研究模式。“范式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某一学科只有确定了共同的范式，才能称之为科学”。对民族心理学这门学科而言，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群体性综合性与多元性、由于其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性、由于其研究队伍的多学科背景性、由于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不成熟性等，更需对其学科范式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注释：①萌芽与停滞：主要指的是中国民族心理学的开始到后来的零散状态。1919年陈大齐就发表了《民族心理学的意义》，之后有童润之、肖孝嵘、李子光、梁乙真等人发表了论述民族心理的文章，之后就是比较零散和相对的沉寂时期。②验证研究：主要指始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西方心理学理论的验证、实验时期。参考文献：[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Szapocznik J,Kurtines W. Family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Psychology，1993,48(4).[3]瞿学伟，耿柳娜.中国心理学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4]彭运石，林崇德，车文博.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危机及其超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2).[5]Fish, Anthropology Can Do For Psychology:Facing Physics Envy,Ethnocentrism,and a belief in “Race”[J].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00，102(3).[6]曲庆彪.社会科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韩忠太，张秀芬.学科互动：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J].云南社会科学,2002(3).[8]Sampson, E. E. Scientific paradigms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8(36).[9]种媛.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方法体系与标准化[J].中国民族学,2015(1).[10]叶浩生.试析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J].心理学报,2001(3).[11]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12]李静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心理研究综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8).[13]周宁.本土心理学与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4][美]杰罗姆·布鲁纳.有意义的行为[M].魏志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15]李静.田野实验法——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探析[J].民族教育研究,2018(3).[16]李静.田野实验法适宜民族心理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7-21.[17]Fei Hsian Tung,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New World Press,1981.[18]李静.民族心理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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