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学者阶级划分观点及其评析(3)

此外，达伦多夫认为，现代社会的阶级冲突主要是围绕“生存机会”争夺的“公民身份”(公民资格)的冲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现代社会冲突的根源是权力和权威的不平等分布而非经济原因。

达伦多夫的权利冲突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后以权力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源头。他对社会结构整体变化的概括更具解释力。达伦多夫按照人们是否拥有“权力”来划分阶级，比较适合于非市场经济社会，因为在非市场经济中，权力关系是阶级划分的一个决定性要素。然而，在以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权力并非阶级划分的决定性要素。他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分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和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这实际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的原理，掩盖了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性质[7]。

第五种标准根据人们的文化资源占有状况划分阶级。20世纪50年代后，知识、信息、技术、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科技知识分子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中心，知识或文化资本占有多少日益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因素。由此，不少西方学者提出，用“知识资本 ”“文化资本”作为阶级划分的依据和标准。

20世纪70年代后期，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受韦伯的影响，认为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分层体系，社会阶级既可以从经济的维度划分，也可以从文化、惯习的角度来划分。但他特别强调生活方式、品味、惯习等文化模式在区分社会地位方面的重大作用。当这些阶级的文化模式成型后又成为区分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志。布迪厄在融合马克思与韦伯的理论基础上，独树一帜地提出按照文化资源划分社会阶层。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权力分配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并将其视为竞争性的社会分化原则，但它仍旧服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布迪厄描述人们在文化方面的不平等，特别是生活方式、文化品位方面的不平等。在《区隔：关于品味鉴赏的社会评判》(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一书中，布迪厄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定位阶级，并详细描述了不同阶级在文化、生活方式所表现出的差异。

布迪厄认为，阶级地位的确定离不开“惯习”。所谓“惯习”是指“文化无意识”，“知识的欣赏、行为的心理构架与操作构架”。惯习表现为同一阶级中的成员在交流、判断、鉴赏等方面具有相似的行为模式或风格。惯习逐渐系统化，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生活方式。惯习营造了品味、言谈、举止、仪表等综合品质。

品味是布迪厄富有创新的重要学术概念。他认为，品味也是阶级的一种象征和标志。品味是一种表现与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相区别的偏好。这种区别可以表现在象征性的各种细节方面，比如家具、陈设、衣着、言语、举止等[8]。上层阶级、支配阶级与下层阶级的品味不同。他认为，支配阶级属于“自由和奢侈的品味”，更注重单纯的艺术形式。此外，上层阶级还通常表现出礼貌、保持距离、讲规矩等行为方式。而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建立在占有一些经济资本的基础之上，占有的文化资本很少，文化品位不高。与资产阶级表现出的安逸、自信、高雅、自由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不自然、不自信、不自由、被动的人生态度[8]。而工人阶级的大众品味重视直接的物质需求，有较大的经济生活压力，注重现实、简单，鄙视颓废的艺术形式。

总之，在布迪厄看来，阶级影响了社会的选择过程和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也影响了个人的习性和生产方式。阶级的差别和冲突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也表现在阶级成员的生活方式、生活空间、惯习和品味等文化领域之中。阶级成员在惯习和品味方面的差异和冲突是阶级的差异与冲突在文化资本、符号资本领域的重要表现。布迪厄的研究大大拓宽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的领域。

第六种划分标准是阶级认同、价值观、阶级情感等主观因素。这是一种主观分层模式，传统的主观分层模型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沃纳学派、米可、伊尔斯等。美国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也是主观分层的倡导者。他认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第一位的，经济地位是第二位的。他多次强调，分层的首属标准是共同的价值观念，而不是财富，财富的主要意义仅仅在于它是一种社会成就的象征。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职业成功的象征并不是金钱，而是政治地位、劳动模范等。帕森斯认为，在分层体系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或身份是由他人的道德价值观评价决定的。判断地位高低的依据是由主要的社会制度和机构塑造的共同价值体系。实践了这种价值观的人会得到较高地位，并得到较高报酬[2]。帕森斯特别强调社会分层的声望、尊重等主观因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首先是因为被社会认可道德表现的地位高，其行为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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