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学者阶级划分观点及其评析(4)

此外，英国的吉根教授根据个体自身的阶级认同及家庭、民族的文化传统划分阶级。他认为，首先要区分开，阶级是与人们的经济地位相关联的客观性的阶级概念，还是人们日常所说的主观性的阶级概念。在北爱尔兰，很多人被问到属于什么阶级的时候，往往会把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尽管有时候这与他们的收入和受教育情况并不相符。社会关系和民族传统也会对阶级认同产生影响，苏格兰人就倾向于说自己是工人阶级，而英格兰人更倾向于说自己是中产阶级[9]。

实际上，人们的经济地位与政治行为、态度常常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比如，恩格斯就其经济地位来讲是资本家，但在政治行为和态度方面，是工人阶级理论的创立者。如果仅仅从经济地位上划分阶级成分，而不顾他们的政治行为和态度，那么这种划分方法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政治行为，但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这是始终困扰理论界的一个难题。但是反过来，用人们的阶级认同、阶级感情、主观的思想态度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做法也过于绝对。特别是遇到实际的经济地位与阶级意识的分层不一致的时候就会难以定性或量化，在实践过程中出现混乱。比如，我国在“文革”时期出现的按照思想意识划阶级成分的做法，即认定一个人有资产阶级思想就被划为资产阶级的做法曾经引发了诸多问题，引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七种划分标准是多元综合标准。希腊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普兰查斯不赞同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主张从多元决定论出发来划分阶级。他指出，经济地位在划分阶级时仍然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政治和意识形态在阶级划分中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 。“社会阶级是按照它们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在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在内的整个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10]。而权力和意识形态之所以成为阶级划分的因素，是因为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机构在生产阶级关系中起了作用。普兰查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无产阶级”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直接参与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而其他领取工资和薪金的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工人统统属于“新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商业雇员、白领工人、服务人员、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脑力劳动者。由此可以看出，普兰查斯的阶级划分标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小农问题时曾经强调了政治在阶级划分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经济在阶级划分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政治的，甚至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支配作用反映出来。

普兰查斯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事生产劳动的阶级划分为工人阶级，而把非生产性的薪金劳动者划为“新小资产阶级”，这样的划分不够科学。运用多元、综合的标准划分阶级、阶层有利于解决长期困扰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即政治行为、态度与实际的经济地位不一致的情况，使阶级划分有了更广阔的视角与更多参考指标，但并非所有的划分标准或依据都是科学合理的。马克思认为，决定人们阶级归属的，首先是生产关系标准，即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其次是政治标准，看其在整个社会中，是站在何种阶级立场上，替哪个阶级说话。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并非由于他们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而是由于他们通过政治实践活动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且站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三、思考与总结

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没有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阶级划分中的决定作用，他们往往把职业分类、等级分化、收入多少等表象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缺乏科学性和深刻性。而现代西方学者的多元分层标准，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阶级的实质，淡化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不同而产生的阶级间的不平等地位，企图以阶层划分取代阶级划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理论既找到了区分阶级的根本标准，又发现了同一阶级内部除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外的其他非本质差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级结构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阶级结构不是日益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了，这些新的变化弱化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解释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划分理论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完善。例如，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赖特就在坚持马克思阶级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和创新。这种严谨的不断探索的治学态度值得当前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推崇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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